我一直记得陈丹燕谈唐诗宋词的口气，不是不敬，也不是不屑，而是疏离，就像对一个父执辈的长者。她在《上海的风花雪月》里写永安公司的郭家小姐，说她是个大家闺秀，“走在她的身边，我们三个年轻女人倒更像是男人，慌慌张张，笨手笨脚，粗声大气。她80岁了，依旧是女子的精美和爱娇”。我是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，对“闺秀”没有任何概念，在我身边，大概两种女人居多：一是骨架硬朗，行事强势，中性化的；一是愚忠愚孝，思想退化，完全附属于家庭责任的。
最近看的一些书，互为骨肉。比如《缀珍录》，是在学术层面讨论18世纪中国女子的教育和写作。然后又看了些近代闺秀的传记，正好补足了《缀珍录》里实例不足的部分。我恍然大悟，在我生长的这片土地上，居然真的活跃过“闺秀”这么一种生物！
闺秀当然出身高贵，不是官宦就是世家。看《合肥四姐妹》，母亲出嫁的行头，送嫁队伍能长达几条街，嫁妆准备了十年，连马桶都备好了。这是什么派头啊！文洁若是外交官的女儿，杨绛的姑母是北女师校长，张家四姐妹是清代官员之后。闺秀当然学养丰厚，张家姐妹自幼就有私塾老师，学昆曲是专从戏班请的“角”。杨绛、郭婉莹、张爱玲、文树新，通通都是启明女校、中西女校出来的。这些学校的校规、礼数都很严苛。
闺秀因为家世的殷实，和成长环境的富足，都很有傲骨。郭婉莹贵为永安公司老板的掌上明珠，一样自己开车去谈生意，“文革”时被下放挖泥塘，手指关节都变形，她最骄傲的不是自己是“四大家族”之后，而是“这辈子都是自力更生”。苦难之后，她连忆旧都不愿意，“不喜欢诉苦”。闺秀们自幼养尊处优，没有穷苦人家的苦大仇深和满怀着翻身复仇的怨恨，所以更加平和。
这种独立不仅是物质的，更是意识和判断力，郭婉莹非要嫁个清华穷学生，张允和找了完全门不当户不对的贫寒周家，只是因为——我喜欢。她们饱读诗书，却又大胆奔放。
卞之琳追求张充和的诗歌：“百转千回都不能与你讲，水有愁，水自哀，水愿意载你。”这首诗打动了无数读者，只可惜没有打动它要打动的那个人。张充和认为卞之琳喜欢卖弄，流于肤浅。倒是人人都施以白眼的刘文典，张充和很欣赏他的不羁。张充和最沉溺的艺术是书法和昆曲，她说这两种艺术的极境，就是“隔”：书法的悬腕“心忘于笔，手忘于书”，昆曲的“演员和角色之间的悬隔”。我真的被这个女人迷倒了，她活在内心的世界里，隐于云端，然而她又活泼入世，社交丰富。
闺秀们并不骄矜，她们也不失传统女性的持家妇德。张兆和嫁了沈从文，对方一向活在精神小桃源里，世俗杂务得靠妻子。他还拒收张兆和的陪嫁，他的高姿态要靠张兆和多方筹措、勤俭持家才一点点补足。对此张兆和一直保持缄默，直到编写《沈从文文集》的时候才略有微词。她承重的背影如此优雅。陈寅恪的太太唐筼，贵为台湾总督的后人，嫁给陈寅恪后，事事以丈夫为重，避居村野，为了给体弱的陈寅恪补身体，还养羊挤奶。她们简直是能屈能伸。
我之前接触的假道学太多，所以对很多传统的东西有点不信任。现在发现，那些东西气质纯正，是极美的。闺秀们基本都婚姻幸福，夫妻恩爱，儿女成才，而她们恪守的那个体系，就是国学里最好的那块东西。